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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冶铜是故事也是传说(

      发布时间:2018-03-17 13:07

      有奇山和秀水的地方都是令人无比神往的。但大多人只是来观赏一番又走了,空留它落寞地美丽着。等到时间把一个最正确的人带到它的身边,深深爱上它并愿扎根下来,为它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我来到那个被称为世外桃源的地方,期盼能通过对铜石岭传说的解读,看到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一个个曾经鲜活的面孔。

      记得小时候在老家,除夕之夜全家祭拜祖先,祖母点着三炷香,虔诚地说:远祖伏羲,炎黄二帝,玉皇大帝,天神地神,列祖列宗……驾临保佑;随后又念念有词:挥戈南下南越王,北讨南征马伏波,平定岭南冼夫人……在我童年的脑海中,就这样早早镶刻下这些在历史天空中灿若星辰的名字。少年时代的我开始搜集一些岭南史料,并对岭南地域文化进行一番探寻,总会隐隐感受到来自时光隧道的温暖光芒。

      我出生于北流,一个有山峦、河谷、间有低洼丘陵地带的地方。南部是云开大山山脉,北面是大容山起伏连绵的群峰,东边的一片开阔地之间,则隆起一座奇山——铜石岭。它的山脚部分是喀斯特地质地貌,山脚以上是丹霞地质地貌。喀斯特地质地貌和丹霞地质地貌是两种物理结构和化学成分完全不同的地质构造,通常都是独立形成和存在的,像铜石岭这样由两种完全不同的地质地貌共生而成的现象确是天下奇观。而且,在铜石岭的山顶上还有一个长年不干涸的天池,人们称之为天之水。奇特的地质构造,永不干涸的天池,使铜石岭成就了奇山异水的神奇传说。

      据民间传说,岭南俚僚先民最早曾于这奇山上冶铜铸鼓,让其得以名扬天下。这样一个奇山异水的铜石岭,就成为千百年来人们心目中的传奇和向往。

      1966年8月的一天,广西文物考古队在铜石岭发现废弃的冶矿矿井,有炼炉、炼渣、铜锭和风管。他们将遗址的木炭样品及鼓风管样品送往北京大学有关实验室测验,确认木炭距今1870年左右,鼓风管距今1795年左右。由此大概可以确定,铜石岭冶铜铸鼓遗址大约在西汉至东汉时期。

      我曾在广西民族博物馆铜鼓文化展厅驻足,看见众多铜鼓众星捧月簇拥着一面巨型铜鼓,鼓面直径165厘米,鼓高67.5厘米,足以供一个中等身材的成年人伸展四肢在上面平躺。尽管它当年流落于民间时,遭多次挪动,底部有残缺,鼓的重量仍达300公斤。1995年11月,国家文物局专家经鉴定确认其为国家一级文物。在已发现的铜鼓中,体积、重量堪称“世界之最”,专家们又给它一个名字——“铜鼓王”。

      “铜鼓王”最早存放于北流六靖水冲庵。当地人说,它于清乾隆年间从地下挖出来的。对于这一说法,以研究铜鼓闻名的广西著名考古专家蒋廷瑜,经过多方查找历史资料,始终没能得到确凿证据。能查到的最早文献,是清光绪四年(1878年)徐作梅在《北流县志》中的一段记述:“水冲庵内有铜鼓,围二丈余,高二尺。”说的可能就是这个“铜鼓王”。

      从考古得出的结论,铜石岭冶铜铸鼓年代大约在西汉至东汉。某些史书却认为,年代肯定要前推一些,或许在秦末汉初,或许就与一个人有关,这个人便是南越王赵佗。

      宋人乐史《大平寰宇记》载:赵佗“于铜山铸铜”,铜山即北流铜石岭。赵佗为何要在铜石岭铸铜?史书没有确切的解释。提到赵佗,我不由得想起小时候听到诸多的传说,说得最多的就是南蛮王。祖母说:“南蛮王原来是我们这地方的土皇帝。”那些传说浸藏于河底,一次次下沉,一次次上升,又一次次浮出水面。我曾多次查找南蛮王的史料,却几乎没有他的只言片语。稍加年长,我终于知道南蛮王是南越王口误,他就是民间口口相传的赵佗。

      赵佗,并非土著人,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生于河北恒山真定东安村,少年负勇,精通武功韬略。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平定中原,为了开疆拓土,开始用行政眼光审视岭南那一荒蛮的地域。第二年开春,他委派大将屠睢和年仅18岁的赵佗,率领50万大军远征岭南。公元前214年,岭南平定,秦王朝在岭南设郡置县,置南海、桂林、象三郡,自此这片偌大的荒蛮地域便纳入了中华版图。

      后来,与赵佗一起南征的官兵,大部分在当地定居下来,加上中原移民陆续南迁,与土著俚人僚人混杂而居。刚开始双方也是难以融合,甚至一次次爆发尖锐的冲突,幸亏赵佗采取“弃残杀为亲和”“和揖百越”“团结越族部落酋长”的政策,逐渐得到越人的拥戴。

      俗话说“功高盖主”,此时的赵佗,为秦王朝平定岭南立下汗马功劳,建立了千秋功业,秦王朝却要削弱他的兵权,另派了任嚣出任南海郡尉,主持岭南军政事务,赵佗只被委任个龙川县令。天高皇帝远,赵佗并没有拥兵自重,内心虽不乐意但也接受了任命。

      世事的发展,往往有太多不为人所料的偶然因素。在赵佗兵多将广、秦王朝削弱他兵权的时候,他虽有实力闹独立,但并没有和朝廷分庭抗礼。公元前210年,千古之帝秦始皇驾崩。一年后,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随之群雄并起,天下大乱。面对这种纷乱局面,南海郡的最高长官尉任嚣自知年迈体弱,无力控制局面,便把权位让给赵佗,由他主持军政要务。不久,任嚣病逝,赵佗按任嚣关于“秦为无道,天下苦之……番禺负山险阻,南北东西数千里……可以立国”的临终嘱咐,封关,绝道,筑起了三道防线,聚兵自卫,防止中原战火波及岭南。在连年战乱、中原没有建立统一的中央王朝的情况下,赵佗出兵击并了桂林郡(治所在今广西桂平)、象郡(治所在今广西崇左),统一了岭南地区,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广州),自立为南越武王。

      自此,赵佗拥有北、东、西三面分别与长沙、闽越、夜郎三国交界,东及南面濒临南海,“东西万余里”的广大地域。

      赵佗统一岭南之后,中原大地发生了历史巨变,群雄争霸中,刘邦建立大汉王朝。中原稳固后,刘邦想到这个自立为王,控制着岭南广大地区的赵佗。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他如何能容得下赵佗呢?但他以静制动,没向岭南发兵,或许战争刚刚结束,国家需要休养生息,或许刘邦也力不从心,于是赦免赵佗而不追诛,而是派一介书生——陆贾,带了一纸诏书,于公元前196年南下番禺,奉劝赵佗归顺汉朝,封赵佗为南越王。高祖在诏书中高度评价赵佗治理和开发岭南的功劳,赞他“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以故不耗减,越人相攻击之俗亦止,俱赖其力”。陆贾在番禺滞留数月,讲述了中原局势、汉王朝的政策,赵佗遂以国家统一大业为重,愿意奉汉称臣。

      在赵佗奉汉称臣的前提下,南越国享有高度行政自主权,同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原保持着密切联系,至此,一个具有民族区域自治性质的政权在岭南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

      但是,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将刘邦的治国方策全扔在脑后,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一反刘邦安抚的政策,而是极力推行歧视和压迫少数民族政策,公然下诏“毋予蛮夷外越(南越)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这完全是在限制岭南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尽管吕后不仁,赵佗却不想不义。他一方面安抚岭南各族人民,防止民族倾向;另一方面委派内史、中尉、御使,先后三次赴京上书,向吕后陈述利害。使者三往,都“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加上有人奔赴南越传播谣言,声称吕后要捣毁赵佗在真定的祖坟,诛灭其宗族,并下诏长沙王出兵攻南越。赵佗闻听,愤然与吕后王朝决裂,于公元前182年自立为南越武王,发兵攻打长沙国边邑。

      吕后迅速派隆虑侯周灶领兵前往攻击,因官兵不适应南越气候,疫病大发,加上赵佗军队拼死抵抗,始终攻不进南越国,最后只好懊丧收兵。

      由于战争,南越国需要大量的兵器。《晋书·良货志》记载:“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 即广州附近无铜矿,兵器从哪里来?当打听到北流铜石岭可冶铜,赵佗于是兴师动众,征集5000多名民工,不惜跋涉千里,进驻铜石岭。又从当地征集数百名冶铜工匠,在铜石岭开矿、冶炼、铸铜。铜石岭奇货可居,为南越国铸造了大量的兵器,有效地抵御中原军队入侵,也为南越国提供大量的日常生活用铜。

      吕后死后,刘恒即位,即采纳陈平等老臣建议,和南越王重新修好。为了安抚赵佗,先是重修赵佗先人墓,置守邑,岁时奉祀。还召赵佗从昆弟,尊官厚赐,宠幸有加。之后,汉文帝又请出陆贾,再携诏书,二次南下岭南。汉文帝的宽大胸怀,使赵佗再一次回归汉朝,历史也注定他只能作为汉王朝的一位藩王治理南越国,成为西汉王朝维护祖国统一的一支重要力量。